彭斐章是我国图书馆学的积极推动者，从事图书馆学教育、教学、研究及教学管理工作六十余年，他倡导“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学易做，使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

彭斐章在家中书房

选择攻读目录学

“我考学那年是195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统考。”彭斐章微笑着回忆起往事。那一年，他考上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6年11月3日，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彭斐章来到国立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莫斯科文化艺术大学研究生部学习。想起这段留学之旅，他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愉悦。

彭斐章的文华图专毕业证

出国前，彭斐章专门拜访了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教授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徐家麟教授、吕绍虞教授，三位各具造诣的前辈一致建议彭斐章攻读目录学。

1957年在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与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邱巴梁（左二）、安巴祖勉和3名留苏研究生合影

中国目录学源远流长，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当时现代目录学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彭斐章便把学习目标定在了目录学上，他选择了当时著名的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艾亨戈列茨教授为导师。艾亨戈列茨是苏联时期高校普通目录学通用教材的主编者，他认为，目录学研究要走出象牙塔，面向实践，加强目录学应用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彭斐章刻苦钻研列宁的目录学思想，研究目录学基本原理、数目工作和目录学史。目录学研究要求熟悉文献，他便每个星期去一次列宁图书馆的新书展览厅。彭斐章说：“假如你每周去看一次，每年52次，就等于掌握了全世界有关文献资料最新的出版情况，这为我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此，他以目录学理论为中心、中外结合、融会贯通的学术风格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

1961年3月，在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在彭斐章留学的记忆里，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或者说一生中最鲜亮的记忆是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你们青年入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彭斐章说：“他对青年的赞美和希望永远激励着我为祖国做一番事业。”

创建现代目录学体系

彭斐章常说，“高校教师承担着为祖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任，而要成为一名合格教师，应当时刻牢记：教育者首先需要受教育，马列经典书籍要常读，国家大事需关心，学习学习再学习最重要。”真诚、简单的几句话，表达了他对教师职业的无限热爱。

彭斐章先生在樱顶的资料室为学生讲授《外文工具书》课程

半个世纪以来，彭斐章致力于目录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博采众长，创造出了极具影响力和开放性的现代目录学体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科里程碑式的“地标”。在目录学的研究中，彭斐章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的大量增长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他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矛盾说”。彭斐章以此为核心，在目录学基础理论、中国目录学史、苏联目录学、数目控制论、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时，他还引进了“书目情报”概念，将其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的研究基点，以《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年）、《书目情报的组织与管理》（1996年）、《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2000年）三部著作为标志，最终建立了书目情报理论。

“书目情报”理论尤其适应于信息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要使自己能够建立起适应瞬息万变的动态知识结构，就必须提升自己主动学习的能力。彭斐章认为，目录学知识是科学研究基本功的重要内容。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在中国率先提出应加强高校学生书目情报意识，培养他们获取文献情报的能力，并将此贯穿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积极推动学科的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所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日益发展壮大，人才辈出，成为当今中国首屈一指的信息管理学科研究重镇。

博采众家之长凝聚学术特色

彭斐章除在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外，更注重凝练自己的学术特色。他强调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中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在对历代书目的分析和对历代目录学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及当代图书馆学发展等方面，彭斐章都具体运用了这一科学原理。

彭斐章主张要紧扣时代脉搏，科学总结前人的认识成果，正确把握中国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方向。1980年，彭斐章与谢灼华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提出“主张用校雠学包举目录学的观点，既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反映目录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彭斐章的这些论述对于确立我国新时期目录学的研究方向起到了导向作用，也为目录学同仁的实践所证实。

1986年4月受聘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彭斐章是当代目录学研究的拓荒者，他有着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治学特色。他以目录学为中心，以图书馆学和社科情报学为旁支，确立了以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探索为基点的研究方向。1982年，彭斐章与詹德优、谢灼华合著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高校文科统编教材，获1988年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

彭斐章不仅是一位图书馆学、目录学教育家，还是学科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基于几十年来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的不断求索，他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专科、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电大、函授、岗位培训）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双学位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他主持完成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体系的深刻变革”项目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在彭斐章的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成为我国第一所学院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在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临时评议组全体成员合影

为了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彭斐章自1985年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开始为争取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不懈努力。他在评议组会上和会后多次口头和书面反映意见，以个人和单位名义撰写并提交多份报告，组织团队开展国内外图书馆学博士点设立情况，论证在中国设立图书馆学博士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终于促成并参加了1990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4次会议时增设“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临时评议组”。该评议组审议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设置等重要问题。为了图书情报学的整体发展，彭斐章促成评议组决议在同时拥有扎实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基础的武汉大学设置情报学博士点，在北京大学设置图书馆学博士点。临时评议组的成员倪波曾盛赞他为了学科发展“毫无门户之见”。图书情报学博士点的设立为大规模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奠定基础，一届届博士毕业生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注入活力。

“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一直是彭斐章的座右铭，他常说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因为相互交流中思想的激荡能让他变得年轻。其实，他敏捷的思路及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性格也时刻传达着他不曾衰老的生活态度。